精神的花园—读邓国源的水墨作品

水墨问题，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热题和难题。这个问题既牵涉最敏感的时代性，同时亦关乎最古老的传统。在最近十余年间，水墨的实验艺术正在取得推进，它被用最严肃的、抑或最游戏的方式进行着这样那样的演绎，但并非每一个艺术的实验者都能制造出令人难忘的效果。在一片标榜新奇的实验当中，邓国源的《在花园中》却体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凝稳和意味深隽。

这里有“先锋”艺术特有的激情，但这片让人心向往之的水墨的“花园”，又绝非仅仅是激情撩人神魄。邓国源大量运用黑白灰对比的水墨线条勾画近乎抽象的风景画面，象后期印象主义风格那样富于质感、机理厚重。他的作品虽不故作惊人，却自然流露出感人至深的意蕴。《花园》系列当中，光影的幻象制造出有如歌剧的交响，水墨的光亮和阴影色调，尤其是变幻多端的灰色显示出一种玄学般的静寂和同一。

时若细密的针脚织出的绵绵草地，时若花团簇锦扑面而来的芬芳气息。缤纷多姿的水墨利用抽象的通感制造出色彩一般的幻觉，那是一种“天人合一”情景交融的审美境界，当我们步入花园之时，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旁观的访客，如同一滴朝露沁入花瓣，我们的世界也就融化在花的世界之中。人与自然之间息息相通，邓国源所寄情的艺术，表达的也正是这样一个包容一切而孕育一切的超然世界。

邓国源的艺术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它同时根源于几种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接受过最良好的学院艺术的基本功训练，亲历过最喧嚣的艺术观念新潮，同时在心灵深处保有东方文化的审美观照——邓国源代表的恰恰是当代中国正当盛年的这代艺术家特有的文化情愫：作为一个学习油画出身的中国艺术家，邓国源既受到传统笔墨的薰陶，同时亦在积极地思索艺术如何面向时代——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寻求对话，在中国水墨画的传统形式和西方的抽象画风之间进行交流。

传统与当代，东方与西方;大异其趣的领域之间仿佛冰山与火山，然而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境，却让这种碰撞和交融显得不可避免且荡气回肠。早在百余年前，清代末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忧虑于传统艺术的改良与革命，从康有为的时代开始，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当如何相互学习，是当相互对抗还是友好相处?类似的问题争论未尝稍懈。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问题也并未获得完满答案，只是，不同的艺术家可以用更加开放地、自由探索的方式来看待它。意识形态的政治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但文化的交融本身也正在成为我们的传统，当代的中国人可能同时薰陶于孔夫子和莎士比亚，同时喜爱毕加索、拉斐尔亦喜爱齐白石和扬州八怪;这个时代的中国艺术家总要在不同的文化中汲取和选择，这已经不再是“先锋”所特有，而日益成为艺术家自然而然的习常之事。

邓国源艺术的深刻之处，即在于他颇具魄力地把不同根源的传统消解于自己笔下，并且用一种最个人的方式加以重构。他的艺术源自积极面向西方现代艺术的那一代中国艺术家，更属于反思和愈加成熟的这一代中国艺术家;邓国源在他的水墨中演绎抽象，同时更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抽象艺术，而回归到更加原初的抽象精神之中。艺术家本人意识到，观念与技巧的分离、精神力量的丧失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丧失会让抽象艺术失去原有的革命性和探索世界本质的雄心——正如艺术家本人所说，重返自然，通往无限。未来的艺术要求我们找到处理被解放了的无意识的方式，并通过艺术的抚慰自由地寻找自己返回现实的道路。邓国源的“抽象”的水墨艺术，正是在粉碎一个世界同时，亦是在重建一个世界。

在某种意义上，邓国源的艺术实际上穿越了那些浮泛的短暂的实验性艺术，而与那些更久远的传统形成了关联。这种关联绝不是技巧上的沿袭，而是一种文化精神上的遥相呼应。事实上，塞尚画圣维克托山、莫奈画睡莲池、乃至郑板桥画竹，他们采用的是截然不同的方式——而换一个角度看，这何尝不是一种相同的方式?在邓国源墨色斑斓的《花园》之中，我们能感受到一种气势恢宏的沉湎与陶醉，邓国源沉湎在水墨的花园中，恍如莫奈沉湎在油彩的睡莲池上，他们的世界都试图消解物象、凌跨时间并笼罩一切。

不同的是，邓国源同时借助了来自水墨传统的某些元素，贯穿在那个浩瀚的精神花园之中的，不仅仅是光和影，更是“阴”和“阳”，“虚”和“实”。东方式的宇宙哲学让天地之“气”流转邓国源的水墨世界，信马由缰，随心而作，实为情所需，气之所使。古老的画意被改造或消解，但面向自然的爱与关怀仍一以贯之。邓国源用一种自出机杼的形式，把发自悠远传统的爱的理念，与我们时代最崭新最大胆的艺术表达方式联系在一起。只有一个深刻地了解西方艺术和东方艺术、并深深地挚爱这个时代的艺术家，才能够寻找到这样一种具有张力的描述方式，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娓娓道来。

在本体精神上，艺术不仅是一种传达，一种表白和解释，更是艺术家对自我生存的世界及自身生存意义的直觉的、能动的整体的把握。抽象的世界可以无关乎解释，但不可无关乎精神与直觉。邓国源的花园就是这样一座“精神”的花园，它超越了我们眼见的现实，亦是在更高层次上回归到精神的现实之中。